⒅ 政府可以是天使，也同样可以成为魔鬼，让天使变成魔鬼的经济原因就是政府对财政权的无节制的 滥用。

综上所述，１９９４年以来的分税制改革固然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制度效应，但改革后建立起来的分税体制并非已尽善尽美，特别是离财政立宪———让纳税人控制国家财政收支———的目标相去甚远。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要采取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发展非国有经济的策略，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⑻ 西方学者则更倾向于从限制政府权力的角度来理解宪政。在我国特定的国情之下，一致同意的民主形式虽然难以启动，但以代议制民主的形式来表达民意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国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权都有一定的规定，但政府间事权划分仍很不清晰。财政汲取能力在法律上就体现为财权，其核心即税收立法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目前大量的财税法规和规章又很少行使检查监督权，更遑论撤销权。

在预算的审批方面，《预算法》应增加预算审批程序的规定，建立分项审批制度，以保证人大预算审批权的依法行使。最后，在进一步深化分税制改革的过程中，坚持在中央必要约束条件下通过地方人大的审议程序和立法形式来规范行使地方税权，包括扩大地方政府税收方面的选择权、税率调整权以及一定条件下的设税权。[23]参见韩大元主编：《比较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第189页。

我国个别宪法学者以该学说为理由，认为宪法也有私法属性，[21]故有必要对第三者效力说作一剖析。在142个国家的成文宪法中，集中规定公民权利的有55部，占38.7％。属于公法的行政法、刑法都涉及特殊情况下的私人关系（如私人间的相互侵害）。[21]同前注[15]，蔡定剑文。

在当下的中国，权力之强与权利之弱，都已臻于极致，而权力的滥用已经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公法与私法都是法治之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法治社会本源于两者的共同发达、有效。

基本权利属于人的固有权利，来源于人类生存和人格完善的正当需求，而非宪法的赋予，权利先于宪法所指的权利即是基本权利。2．基本权利规范并不能适用于私人关系。而宪法学者所持的折中说，既符合宪政的学术理想，也契合当代法治国家的现实，是一种更具有解释力的标准。笔者十分赞同陈端洪教授借助于制宪权概念来说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的逻辑思路：制宪权的主体是人民，同时，制宪权是一切权力的来源，故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来源于制宪权。

宪法是唯一的由制宪机关以人民的名义制定（而非立法机关以自己的名义制定）的法律，因此，可以将人民的主权理解为人民的制宪权。徐国栋：《民法典与权力控制》，《法学研究》1995年第1期。3．宪法作用于公法、私法的机制。宪法所涉及的根本问题，经历了一个由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然后又进一步扩大到文化领域的演进轨迹（参见王广辉：《宪法为根本法之演进》，《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

[20]可以说，基本权利是表征人格之完整、独立的整体性权利，无法按份来处分。从这个角度而言，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是由制宪权的至上性决定的。

而其他公法上的违法责任属于法律责任，确定性较高。来源：《法学》2010年第02期。

规定宪法比普通法律具有更高的法律地位的，有95部，占66.9％。将这一命题与我国宪法学者的主流观点相融合，我们可以对公法、私法做出如下界定：凡调整国家权力之间以及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国家权力为恒定的调整对象，以人权保障为最终目的的法为公法。换言之，民事权利是一种有条件的请求，其实现过程体现为双方法律行为。由此而展开的逻辑是：人民的主权，即制宪权，是制定宪法的权力，而国家的立法权是宪法授予（并约束）的权力之一。[12]对于公法、私法异质论所作的系统概括，可参见前注[4]，童之伟文。国家结构形式是国家权力在纵向上的划分。

有学者从公民缺少违宪的资格这一前提出发，认为宪法不应该规定公民义务。如果勉强以此种方式激活宪法，则宪法功能有可能被异化。

由其来源和性质所决定，基本权利是一个与国家相对应的类概念（或曰群体概念），其享有主体是抽象的人。鉴于宪法与其他公法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我们可以说，宪法是其他公法的直接的立法依据，甚至可以说宪法是其他公法的实施细则。

诉讼法是授予并约束国家司法权的法，等等。而侵害民事权利所引起的民事责任是法律责任。

截至目前，承认社会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学者无一认为宪法属于社会法，所以，第二种推测也不成立。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的标题，也都表明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民法学者所持的利益说，虽然也能够解释某些法律现象，比如，色情、吸毒、赌博、走私等所谓无具体受害人的行为，所反映的原本是纯粹的私人关系，将其纳人公法的调整范围，显然是处于保障公共利益的考虑，但是，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量由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冲突，坚持这种划分标准会导致公法与私法被人为地对立起来。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概念内涵着（基本）权利先于宪法、（基本）权利先于国家权力等政治学公理，所以，宪法不仅应当保障列举的基本权利，而且应当保障那些未列举的基本权利。

民事权利属于实在法上的权利，来源于民法的确认，法谚无法律则无权利所指的权利即是民事权利。两者都是为权利而设，就其目的而言，两种法并无优劣之分。

我国学者所持的公法、私法划分标准颇不一致。(2)基本义务条款与基本权利条款的数量不对等。

将其理由归结为一点，即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在法理上应当涵盖一切社会关系领域。参见陈金钊：《法治与法律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220页、第250页。

宪法对积极权利的宣告，则是国家权力的作为义务。有民法学者谓民法与宪法关系呈现出径渭分明的二元格局、民法典（具有）相对于政治体制的中立性、在德国民法典的编纂中，与宪法的关系问题完全被搁置在一边，未加考虑[37]云云，其失误就在于没有看到这一点。[40]同前注[25]，亨克·范·马尔塞文等书，第86页。[38]同前注[4]，童之伟文。

[15]勿庸讳言，对传统观点的这种猜谜式质疑，本身就十分可疑。2．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

(2)公法与私法在法治社会的达成方面所承担的功能是不同的。同前注[2]，刘茂林、石绍斌文。

政权组织形式是国家权力在横向上的划分。其实，根本法是指宪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而公法、私法是指法的属性，将根本法与公法、私法并列在一起显然是混淆了不同的法律分类，在逻辑上是错误的。